库斯图里卡（影迷常亲切称呼他为“老库”），这位生长在萨拉热窝、两度获得金棕榈的导演，如今在豆瓣的国籍标签已是“塞尔维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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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 年，前南斯拉夫解体，老库的父亲去世。老库在自传《我身在历史何处》中，将祖国形容为「消失的国家」，而他用父亲留下的那句“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”来面对这个现实。
青年老库是在父亲的导演朋友帮助下初入电影行业，在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中扮演说了一句台词就牺牲的游击队员。而他身居高位的父亲在年轻时，则是根正苗红的老游击队员。
大抵因为父亲的关系，老库在回溯其学习电影的青年时代，颇有种特权阶级独有的扶摇直上之气势。譬如，在当时已经高压的政治环境下，这位年轻人能够就赴布拉格学电影一事，直接和党主席辩论。
我在前往巴尔干的路上开始读这本自传。但作为普通旅客，我们只能在旅行前就做好各类手续的申请，然后在通过哨卡的时候，把拥有的证件一股脑拿给边境线上的卫兵。
听说南斯拉夫的护照是冷战期间唯一能够自由通行两个世界的护照。而作为前南斯拉夫首都的贝尔格莱德，是彼时东欧的“纽约”，是十足的国际化大都市。
我还没去过如今已是塞尔维亚首都的贝尔格莱德，但听说此时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，而他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观看中国的国庆节目。
中国与塞尔维亚共享科索沃战争的伤痛记忆：1999 年，北约轰炸南联盟，炸弹落进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。
这份“共患难”的中-塞两国友谊发展至今，已变成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」，今年更促成了武契奇访华并获赠“友谊勋章”。
但轰炸的“导火索”科索沃，如今依然是横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争议地区，也是巴尔干“火药桶”的一根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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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兵冷着脸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嘟囔着什么。过了片刻，他在护照上盖章，放行。于是我们离开了此次旅行的第一站，阿尔巴尼亚。
“那些年在南欧首次出现的边境守卫、巡逻舰艇、对移民的拘押和镇压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为惯例…很快，他们便打磨出一个日渐完备的系统，将最弱小的人拒斥在外，又将有技能的人吸引过去。”
《在阿尔巴尼亚长大》一书中，作者这样描述 1991 年的社会转型。那时许多民众想方设法逃离，但他们被意大利遣返，随着偷渡的船倾覆在亚德里亚海。或者在南下希腊时在山间被击毙。
似乎在那段时间，阿尔巴尼亚人民忘记了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时的屈辱，以及多年来与希腊领土纠纷的不快，所有人都在时代车轮碾过时，努力寻找生存的出路。
正因为这种近乎出于本能的生存渴望，以及面对资本游戏时的天真无邪，改革后的阿尔巴尼亚社会短短几年便迅速失败，原因是几乎全民参与的庞氏骗局崩盘。
严重的内乱随之爆发，抗议者从南方沿海城市揭竿而起，武器从军火库流出，不满的民众一路向北，直指国家的首都“地拉那”。
我们离境前一天，也恰巧碰到了一位想从南往北搭车去首都的老人。他孑然一身，随身连一件行李都没有。
他不会说英语，所以当我听说他目的地时，并不敢相信那个发音是五个小时的车程外的“地拉那”。他看沟通无望，于是手向前挥了一下，说“Go”，示意我们尽管向前开吧。
直到我们找到一位会说英语的当地人翻译，才明白他真的计划这样轻装前往首都，就像当年北上的抗议者那般。
遗憾的是由于方向不同，我们只载了他一小段路。分别时他用肢体语言告诉我，似乎表示愿意付一些钱。我们摇了摇头，说“中国，阿尔巴尼亚，我们是朋友”。老人红了脸，用当地语言道谢，并与我们握手示意。
倒也没错，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曾经是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关系，但这段友谊已经被许多年轻人所遗忘。
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博物馆里，至今还停着中国捐赠的“二八大杠”和炮弹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的资金和专家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巴尔干小国，但这份特殊友谊随后却因路线分歧而破裂。
中国停止了援助，而阿尔巴尼亚反唇大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“修正主义路线”——就像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曾一起讥讽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为“苏修”那般。
但可以想象，在中国欣欣向荣的九十年代，没人愿把万里之外这微不足道的异议放在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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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因如此，出发前我常听人说，阿尔巴尼亚人不喜欢中国。
但餐厅服务生用中文道谢，热情的艺术家提出带我们参观校园，以及似乎为宣传某项演出而悬挂着五星红旗，在这里的几天一切都让我感到宾至如归。
出于好奇，我也曾小心地询问当地人对“中阿友谊”的记忆。至少那位小伙子笃定地告诉我：“被宣传憎恨中国，那是老年人的事了。年轻人都很喜欢中国。”
历史的集体记忆，就是这样依照代际形成的怪圈。
而我们的旅途，也计划在巴尔干画一个小圈，最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机场结束行程。
可惜我在规划自驾路线时，发现由于科索沃地区的特殊存在，我们必须经黑山由陆路返回，无法做到“不走回头路”。
黑山是最后离开前南斯拉夫的国家，而“南联盟”遭受北约轰炸上立场的不同，是它选择与同文同种的塞尔维亚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。
如今这里使用欧元，度假海滩招揽着西欧游客，与阿尔巴尼亚一起将加入欧盟作为目标。
我猜测（基于一些粗浅的地缘政治分析），阿尔巴尼亚与贝尔格莱德可能并不对付。
譬如阿-塞两个民族的历史宿怨，譬如科索沃问题的争议，譬如宗教信仰的差异…我能为这简单的二元思维找到许多理由。
但当我得知铁托与斯大林决裂之前，阿尔巴尼亚曾短暂地向贝尔格莱德寻求合作，甚至讨论过并入南斯拉夫时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
那段蜜月转瞬即逝，在搜索之前，我从不知道它存在过。
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，改革前的阿尔巴尼亚，在激荡中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，三者彼此激烈地恨过爱过。
1948 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，阿尔巴尼亚转身倒向莫斯科，与贝尔格莱德的蜜月戛然而止。也是在那之后的萨拉热窝，老库第一部金棕榈《爸爸出差时》里的父亲，因为一句关于斯大林的玩笑被带走。母亲只好告诉年幼的儿子：“爸爸出差了”。
十年后，南斯拉夫已在战火中分崩离析。老库拍出了《地下》：一群人被关在地窖里，被骗着继续打一场早已结束的战争，而地面上的国家换了一茬又一茬…
End
巴尔干之行还在继续，但目前最大的感受是——
政治总会以某种方式找上门来，那时我们便明白身在历史何处。
